民事检察办案，不做“一抗了之”
——从“抗”后矛盾化解看民事检察“有效监督”实现路径
支持了当事人的监督申请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、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之后，民事检察办案是不是可以就此终结、“高枕无忧”了？
新时代的民事检察办案给出了答案——不是的。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，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。在一些经年累月为诉讼所累、并由此日益激化的矛盾中，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之后，积极参与、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，努力促成握手言和，这种对“抗”后审判活动的持续关注，既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笃行，也为新时代民事检察履职提供了新注解。
“客观来讲，进入民事检察监督视野的案件多为疑难复杂案件，加之诉讼程序的反复，当事人之间往往矛盾尖锐、情绪对立性强。如果在再审程序中，能与法院一道通过调解化解矛盾，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，而且也能减少、避免程序‘空转’，高质效地实现公平正义。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、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向记者表示。
在最高检民事检察研究基地（东南大学民事检察研究中心）主任单平基看来，对抗诉之后调解工作的积极参与，是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的应然之义。“案件‘抗’了出去，只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起点，要把检察监督落地落实，就得摒弃‘一抗了之’的观念，保持对诉讼全流程的关注。”他强调说，借助调解这一矛盾化解形式，参与到再审程序中，这一探索为民事检察实现有效监督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。
随着再审程序的推进，司法机关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——即便是改判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，执行判决仍会产生新问题。“旧问题没有解决，又激发了新矛盾。这对检察机关而言，意味着监督的有效性未能彰显。”最高检第六检察厅副厅长王莉向记者介绍了不久前办理的这起案件。
因为一片山林的管护和承包权益，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（下称“沿河县”）中界乡大龙村（中界乡现已改为中界镇，案发时为乡）的王某与同村人争执、吵闹了十多年。1998年，为响应植树造林政策，王某所在的村民小组相继在天天涛等荒山进行了植树造林。树苗栽下后，谁来看管山林成了新问题，连开了两次村民会议，村民小组都选不出人来。
“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种下的树死掉。我当看管人，但必须得签个合同，这样才放心。”王某自告奋勇解决了难题。随后，王某自己拟了一份承包期为50年的《承包荒山合同书》，村小组、村委会、乡林业站、乡政府等负责人相继在这份合同上签字确认。2003年11月25日，王某对这份《承包荒山合同书》办理了公证。
2009年9月，王某所在的村民小组对涉案的天天涛等三片山林办理了林权证。2010年，沿河县林业局与村民小组签订《重点公益林看护合同》，矛盾就此激化。
按照此前的《承包荒山合同书》，王某是看护人，而根据如今的《重点公益林看护合同》，村民小组则是看护人，两份针锋相对的合同，究竟以谁为准？围绕涉案林地补偿款等一系列问题，王某与村民小组产生了纠纷，经过村委会和乡政府的多次调解，均未能化解。
2015年3月17日，村民小组以王某签订的合同未经村民小组所有成员同意为由，请求法院判定合同无效。历经一审、二审和再审，法院支持了村民小组的诉求。
“从法律适用上来看，承包经营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，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1998年修订版）中的强制性规定，但该规定的施行日期是1998年11月4日，在王某签订合同当时，这部法律还未施行，而王某签订合同时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试行），并没有上述规定。”最高检第六检察厅检察官李敏向记者介绍，在贵州省检察院提请抗诉之后，最高检以适用法律错误为由，提出了抗诉。
“明显感觉到王某与整个村之间的关系很僵。要化解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矛盾，必须从案卷中走出来。”李敏说。
而这也是最高法审判人员的共识。“从文书看来，双方当事人因对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发生争议，涉案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变更，均与当地育林政策相关。虽然通过抗诉启动了再审程序，但从目前实际来看，即便是改了判决，也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。另外，其他村民与村小组也存在着类似的纠纷，案件处理具有示范效应。处理不好，会影响当地的社会和谐稳定。”最高法审判监督庭有关工作人员表示。
在一番走访交流之后，今年7月25日，最高法和最高检组成联合工作组，与当地有关部门一同在沿河县检察院开展调解座谈。
“没有全体成员签字，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，王某怎么搞到的合同，我们不知道。现在就得按法律来，没有开会（村民小组会议）就不行。”
“这些年，为了不让别人在林子里放羊、砍柴，我得罪过好多人，就是这些人在捣乱。如果合同无效，我这么多年为看护林子付出很多，这该怎么说？”
“当时，村民小组就承诺过，参与植树的，每人每天有20元的劳务费，王某代大家领了3000元的补偿，一分钱也没分下来。”
…………
“调解刚开始的意见陈述环节，不仅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，而且一些参加调解的群众代表也时有意见，会议不得不宣布暂停。”王莉向记者介绍，随后，为协同最高法做好调解工作，最高检工作组同村民小组代表、王某及其家人进行谈话，疏导情绪、剖析案情、分析利弊，从上午九点半一直谈到下午两点半。
最终，双方同意恢复座谈并达成和解：王某撤回对本案的申诉，该县林业局参照公益林护林员补贴标准对王某落实政策，用于补偿其在护林方面的贡献。
“十多年间，王某一直在看护林子，却从未领到过任何补助。可以说，王某的诉求具有合理性。”王莉向记者介绍，在座谈会召开前，工作组与当地党委领导就公益林的补偿政策、补贴标准、护林员工龄补助金额、林地管护现状等问题赴林业局进行走访，并形成了调解方案的“初稿”。
从数字上来看，补偿款与王某此前的诉求还是有很大差距，那为何还能促成和解？
面对记者的疑问，王莉表示，司法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，很多时候，释法说理到位了，当事人就有了法治的获得感，就自然会接受合法合理的建议。
“我们支持了当事人的监督申请，在当事人看来，我们是同向的，这种信任无疑降低了调解的对抗强度；我们参与调解，也是按照监督意见依法、规范地开展工作，这种在法治轨道上行事，能够获得当事人的认同。”王莉向记者表示。
回顾接手案件以来的工作，王莉向记者表示，检察机关与法院协同开展调解工作，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减少了当事人讼累，提高了办案质效。“非常有必要通过检法协同能动履职，直面群众诉求，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。”她说。
提出抗诉之后，检察机关又参与到法院的调解工作，这会不会降低民事检察监督刚性，进而有违“实现有效监督”的工作要求？
“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，简单地‘一判了之’‘一抗了之’，都未必能化解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纠纷。”冯小光向记者表示，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一样，都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司法机关，要秉持司法为民情怀，加强协作，依法推动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得到实质化解。
在冯小光看来，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民事检察监督，不仅要在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，更要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，也要在效果上让人民群众可感受、能感受、感受到公平正义。这种融合“质量、效率、效果”等要求于一体的办案理念，就要求检察机关摒弃“一抗了之”的观念，持续跟进再审程序，不做“甩手掌柜”。
以王某案为例，王莉向记者解释，案件并非简单的合同效力问题，其背后关涉国家育林政策的落实，如何在政策落实中协调好村民小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，这考验着民事检察监督质效。检察机关与法院协同履职，在再审阶段推动双方达成和解，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，而且还免除了当事人的讼累，更是确保了民事检察监督内容的实现。
“调解不是和稀泥，我们的所有工作，都是围绕着抗诉意见而开展，调解也是把民事检察监督落地做实。”冯小光说。
而在单平基看来，检察机关参与到法院调解工作当中，既是新理念，也是新机制。“检察监督是一种平行国家机关之间的提请、提起、建议式监督，其监督目的的实现，最终还是需要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。在再审程序中，检察机关及时跟进审理情况，延伸监督职能，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，同向解决矛盾，确保了监督效果，是实现有效监督的一条新路径。”他说。
